1976:三个人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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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的北京,依然春寒料峭。太阳被厚厚的云层遮住,天色阴霾而清冷。 30岁出头的刘志琴,站在东厂胡同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门口,她裹紧了外套,和六七个同事一起走出单位大门。 一个男同事抱着自己做的花圈,上面写着: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大家都默默地走着,没有太多言语。 刚刚拐到东单附近,马路两边就已经摆满了花圈和挽联。刘志琴他们也把自己的花圈排在那里,继续向西走。 路上的人群似乎心照不宣,大家的目标很明确——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站在被无数花圈和挽联层层包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刘志琴举起照相机,对着这几句手抄诗按下了快门。 此时此刻,她的心里,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悲痛,但是比悲痛更折磨人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感。 她凝望着汉白玉砌成的巍峨坚挺的纪念碑——它原本是对历史的纪念,在这个时候,却成为8亿人对过去十年的控诉和对一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揣测。 送花圈、抄诗词、传照片 1976年1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家里看书的刘志琴被邻居敲开了家门:“快听广播,总理去世了!” 刘志琴清楚地记得,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几分钟里,整个宿舍楼几乎毫无声息。几分钟后,嘤嘤的哭声从个别房间里传出来,马上就连成了片。 望着窗外的夜色,刘志琴的心里生出一种绝望感。作为一个以研究历史为职业的人,在“文革”初期,她曾是坚定的支持者。“在60年代末的那几年,我是一个多么‘左’的人,我是多么地拥护那场革命。” 但是,“林彪事件”让她深受打击。“一个光荣、正确、伟大的时代,从那天以后,在我心里就结束了。” 于是,像周围不少知识分子一样,她把希望寄托在当时已经健康状况不佳的周恩来身上。当这个精神支柱也倒下后,人们陡然陷入不安和彷徨。 在4月5日前的两三天里,刘志琴每天下了班就往人民英雄纪念碑奔,“那里每天都聚集着数以万计的老百姓,堆满了无数花圈和挽联,到处都贴上了纪念总理的诗词。我用照相机拼命拍照片,看见什么拍什么,大概有几百张。” 在那几天里,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在工作之余主要干的事就三件:送花圈、抄诗词、传照片。 那个时候有照相机的人还是少数,看见刘志琴有照相机,一到了广场上,就有很多陌生人向她要照片,“只要你看见背着照相机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你管他要,或者跟他交换照片,他都会特别热情。”她就曾碰上一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对方主动把自己照的照片给她看,过了两天,还把很多照片重新洗了一套,送到她的住处。 很多年后刘志琴才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以“童怀周”命名的16人小组成员之一,后来他们编印了《天安门诗抄》。 4月4日上午,刘志琴突然接到单位领导的紧急通知:一律不许去天安门参加纪念活动。 她隐约感觉到,一场风暴将要到来。 “中国一定会变好,我当时就相信” 4月4日下午4点多,位于广渠门的二轻金属模具厂里,青年工人遇罗勉正准备收工回家,突然大喇叭响了起来:所有的男民兵下班后统一留在厂里待命。 遇罗勉问了几个人 ,隐约听说是天安门要出事,男民兵都要准备着夜里去天安门广场。 下班后,暂时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工人们只能“撮堆儿”玩牌打发时间。遇罗勉没有加入他们的队伍,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他忘不了1968年1月5日的早上,他的大哥遇罗克,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时的情景。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大哥。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公开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爆发后,遇罗克在1966年下半年,又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激烈地批判了控制着当时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也就是血统论。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而作为遇罗克最小的弟弟,正在上初中的遇罗勉,当时也被打入了“反动学生”的阵营。 在那种政治氛围下,遇罗勉和他的家人已经预料到,大哥恐怕“不会落个好下场”。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他们全家都意识到事情不妙。在被半公开地跟踪了半年后,遇罗克终于被捕。 那以后,遇罗勉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大哥的消息。当时他在陕西插队,他们一家的通信还在被监视中。所以1969年底他回北京探亲时,跟父亲商量好,如果大哥被判十年徒刑,父亲就在信里写“小霞回老家了,十天以后回来”,如果大哥被判死刑,就写“小霞不回来了。” 结果,遇罗勉刚回陕西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上面只有一行字:小霞不回来了。 事实是,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接到信,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直到今天,遇罗勉仍然无法平静地回忆那件事。 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反应与刘志琴截然不同,“我很平静,不难过。中国一定会变好,我当时就相信,只是我看得到看不到的问题。” 在4月4日那天晚上,遇罗勉一直反复回想着过去的事情。突然,组长召集大家开会:“凌晨可能要去天安门帮助执法,走之前,每人从保卫室拿上一根棍子。”散会时,组长又交代说,差不多就行了,打不了咱就跑。 其实那几天,遇罗勉和同事每天都去人民英雄纪念碑:“那时候觉得特痛快,我不是纯粹为了纪念总理,而是在发泄我的委屈和不满。我发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那么多人都和我一样愤愤不平,我们就一起骂,一起喊口号。” 他觉得,那时的纪念碑下,很多人都是在抒发心中憋屈太久的怨气。 天快亮了 在纪念碑下的人海里,有一个叫王晶的中年男人,默默地看着热烈的人群,一语不发。 王晶的妻子卞仲耘,60年代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她被学校里的红卫兵学生们打死了。这也是“文革”开始后,全国第一个老师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案例。 当王晶赶到医院时,北京市委来人把他叫到一边说,群众运动,要正确看待。 王晶当时什么都没说,第二天,他用尽积蓄,在王府井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 他把妻子身上所有被殴打的伤痕、家里贴的大字报,逐一拍了下来。“我知道当时没处说理,但是要留下证据,不管过多少年,最终我都要为她讨一个公道。” 1976年4月4日深夜,他静静地站在妻子的遗像前,想着白天在纪念碑周围看到的沸腾人潮,和那些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正被批判的邓小平,他突然觉得,天快亮了。 而此时在工厂待命的遇罗勉,也在午夜时分接到了最新通知:不用去天安门了,事情已经解决。 “四五运动”后,遇罗勉所在的工厂开了个大会,宗旨是让大家互相揭发,谁曾经去过天安门参加“反革命活动”。老厂长在讲话后话锋一转,表示要“说几句代表我个人的话”。 “我没有去过天安门,我相信我们厂里的工人们,也不会去那里,而且我也没听说,没看到谁去了那里。”他这样说。 结果,那次大会开得非常平静,揭发的结果是,没有人去过天安门。 刘志琴所在的社科院近代历史所里,也在进行类似的“批判总结大会”,要求每个人对“四五运动”进行反思和谴责。担任分组讨论小组长的她,潦草介绍了一下上面的要求,结果大家的眼睛不是看着窗外,就是盯着自己的脚,没人说话,于是她马上宣布散会。 “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显。”刘志琴回忆说。 4月5日之后的很多天里,天安门广场仍处于戒严状态,中山公园也停止开放。当刘志琴骑车穿过天安门广场去上班时,那里已经没有了花圈和人群,但洁白的纪念碑仍然骄傲地伫立着。 她清楚地意识到,从这个春天起,这个国家或许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3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