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之妻曾为戴笠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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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同郁达夫那段以激情始却以悲剧终的情爱纠葛曾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一瞥之下惊为天人,遂展开了热烈执著的攻势。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他们成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柳亚子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郁、王之间渐生罅隙。郁达夫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这对当年的“神仙侣”最终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 孤身回国 1940年5月,已与郁达夫离婚的王映霞准备离开新加坡回国。临行前一天,王映霞独自到学校把儿子郁飞接出来看了一场电影,告诉孩子她明天就要回国了,以后要学会照料自己,可以想象她当时是极为心酸的。 王映霞启程回国时,郁达夫说他在南天酒楼为她饯别,并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以抒心志,但王映霞在其回忆文章中否认了郁达夫的这个说法:“我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在南天酒楼为我饯别,也没有写过两首诗。我办好护照离开的那一天,他照常到报馆去上班,只是派报社同事送来两百块钱给我做路费,他知道我身上分文没有,只有我的女同学和几个关心我的朋友借给我路费。”郁达夫究竟有没有给王映霞饯别?《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是不是郁达夫的“凭空之作”?我们不得而知,这个谜团只有留待后世去研究考证了。 王映霞从新加坡到香港后,请朋友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重庆《中央日报》和浙江《东南日报》代登《王映霞离婚启事》:“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相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朋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启。” 7月,王映霞由香港飞往重庆,是年冬,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保育院保育员,次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秘书,随即到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王映霞在重庆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的帮忙,王映霞与戴笠是如何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一个秘密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郁达夫夫妇移居杭州后,与当时的上流社会有了很多的交往,极喜结交名人的王映霞也由此成为一颗交际明星。郁达夫的生前好友、与其相识几十年的汪静之曾说:“王映霞最爱郁达夫带她去认识所有的朋友,专门同人家交际。”王映霞当时是有名的“杭州三美”之一,据当年曾去过“风雨茅庐”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漂亮得简直像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镯,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而戴笠其人,据其朋友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由此,戴笠与郁达夫结交,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 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秘密,说王映霞曾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郁达夫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汪妻符竹因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作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流露出非常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前一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为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 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的回忆应该不是无根据的。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庆再披嫁衣。新郎钟贤道是江苏人,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冠盖云集,震动了整个山城。 钟贤道对王映霞非常体贴,婚后他让王映霞辞去工作专事家政。经历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对婚姻、感情的认识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晚年她曾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文中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我的男子。”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她比作苏东坡的侍妾朝云,从来没和原配夫人离婚。 解放前夕,当时的达官显贵都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订的机票,留在了大陆。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庆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亏只是口头参加,既无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王映霞安心静养,又带她到外地旅游散心,“真像蜜月旅行”。钟贤道对王映霞极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非常节俭,王映霞对此深为感激,曾多次对朋友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80年,钟贤道病逝,享年72岁。对于生命中的两个男人,王映霞在自传中评价:“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2000年2月,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鹤归去。(摘自《济南时报》2009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