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两岸秘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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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回到台湾,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与大陆会谈的情况,介绍了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蒋经国任台湾省长。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共两党曾经有过三次高规格的秘密和谈,但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三次和谈都没有结果,但这段秘史,成为两岸关系破冰的前奏。 第一次秘谈 毛泽东提出“和为贵” 50年代中期,朝鲜战争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大陆致力于经济建设,中共中央的台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纯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 毛泽东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章士钊激动不已,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泽东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在信中,中共中央主张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56年春,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展开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是蒋的学生,对蒋介石来说比较可靠。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可以以探亲的名义成行。 1957年4月,宋宜山抵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款待。宋宜山坦言,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 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四项具体条件:1. 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 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 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士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 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第二次秘谈 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章太炎的高足,鲁迅的朋友,抗战时期常到新四军驻地采访,成为叶挺的座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同时,他又是蒋经国的挚友。 曹聚仁回到大陆,周恩来亲自在颐和园宴请,陈毅作陪。周恩来告诉曹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足见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毛泽东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不久,台湾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并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 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既不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受到热烈欢迎,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新的行动。 往返于香港和台北进行联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门铃急响。他急忙开门,只见王君气喘吁吁地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前往。 曹聚仁登上轮船,一个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蒋经国。 寒暄之后,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轮船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秘密停泊。蒋介石很快在官邸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只有蒋经国陪同。 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 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曹聚仁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第三次秘谈 章士钊再度请缨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曹聚仁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 章士钊几年前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怎能做长途旅行呢?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最后,征得家属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送行。 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章士钊一病不起。周恩来得知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然而,当医疗队赶到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陈立夫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此之后不久,蒋介石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历史留下了遗憾。(摘自《文史博览》2009年第9期)

最后更新于: 2012-04-05 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