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丽娜·朱莉:渴望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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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怕没钱看病,富人担心财产被侵害,还担心被下层嫉妒,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我们的不安源自社会失序。

安全感如同幸福感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生活的一种感受。当人们对外界的需求不断地增加而又得不到满足时,安全感就会逐渐流失。而人们内心的不安,又往往是社会不安的酵素。针对社会不安和个体不安发生的根源,以及如何改善中国人的安全感等一系列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


个体的绝望是社会不安的根源
今年6月,校园安全案件频发对大家的安全感造成很大影响,在一段时间内聚集发生此类事件,是巧合吗?
张鸣:当时,有的学校教育孩子走路时“一步三回头”,那是疯了。还说要加强警卫,但是你保护不过来的,还是要找根源。每个校园凶杀案的罪犯都有不同的理由,但他们都有一颗绝望的心。一个不怕死的人是不怕严打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提前化解他们的绝望情绪。
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只要有一定的诱发,就会发生和传染。为什么能传染,因为很多人的情绪到了绝望的临界点。有的人绝望会自杀,有的人会杀仇人,但是最坏的选择是杀儿童,他们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位置。如果他没有精神病的话,那他的破坏和绝望情绪得有多大?
富士康事件也与类似的绝望情绪有关?
张鸣:富士康的问题和校园安全的问题有所不同。校园安全案的根源是绝望,富士康的问题根源是精神抑郁。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有两个最大的因素。第一是富士康流水线式的工作方式:泰罗制。泰罗制是19世纪福特公司发明的,就是对每道工序进行标准化管理,每道工序分得特别细。富士康是典型的泰罗制的生产线,每个人只干一个事。这种方式是不人性化的,天天这么做,对精神是一种很强的压抑。
第二个原因就是农民工都是外来的,对于城市没有归属感,他来就是挣钱的,尽可能多加班多挣钱然后回家,每个人干完一天回宿舍没有时间说话,没有渠道沟通,非常寂寞。人是群体动物,需要沟通。
富士康员工们存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交往障碍。人的频繁、友善的交往能够化解人们的不安全感。比如在宿舍没人理你,和在宿舍跟大家处得很好,哪个更有安全感?长期不交往会增加孤独感,孤独感就会产生不安全感。
城市再好跟他也没有关系,城市基础设施再好,他没份儿。他没有亲切感,城市的繁华对他反而是一种刺激。
尤其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不像上一辈,刚从贫困中走出来,信念很强烈,就是要挣钱回去盖房子,而且也吃过苦,80后90后的农民工精神相对脆弱。自杀也是会传染的,但是必须到达临界点。大家都抑郁的时候,就会传染。
所以要解决富士康的问题,有两个事情可以做:第一,富士康的生产方式需要改进;第二,政府要打通城乡壁垒,让外来务工人员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国民待遇。现在有苗头了,广东已经开始做这方面工作了。

仇富不是好现象
怎么看贫富差距对大家的主观安全感有这么大的影响?
张鸣:调查显示,看病难看病贵、贫富差距、房价、贪污腐败、社会保障不健全这五项最影响中国人的主观安全感受。教育不公、就业歧视、户籍制度、黑社会等选项没有进入前五,这个结果挺有意思。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感觉最敏感的事选出来。目前对很多人来说,大家最不平的事就是贫富差距。贫富悬殊的确会制造不安全感,会使人们产生不平感、被剥夺感、嫉妒心,会导致对社会的仇视。
贫富差距直接刺激民众。比如某些电视相亲节目,赤裸裸的耀富,女的傍款,男的耀富,可能现实中没那么厉害,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扩散传播都很厉害,这样的节目非常强烈地刺激一般人的神经,比如一个男孩子大学毕业正在奋斗,离房离车都很远,他一看这帮女的都愿意跟富人走,对他是一种刺激。贫富差距不见得已经威胁到他,但这种感官刺激是很强烈的。
现在社会的上升渠道不畅通。不像改革开放之初,有很多白手起家的农民或大学生,靠几百块钱就能发起来。现在这种事很少,因为社会阶层已经板结化了,我们的制度没有给向上升的人留下通道,经过奋斗上来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对贫富差距有很大的抵触。就是已经富的人就是富的,就可以想要什么有什么,江山、美女都是他的,要是穷小子就啥也不是,已经有的美女也可能被权贵抢走,像电视剧《蜗居》里的男主角小贝。
很多人会很愤怒,他可能不会理性地探讨原因,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仇富。仇富就会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因为市场经济的第一要素是资本,不是劳动力。仇富的结果是没有人投资了,那再有劳动力也没用,等于大家都穷。有资本投入,才能有工作,工资还可以谈判,但如果没有资本,就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仇富有成为一种思潮的趋势,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需要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大家踏实地奋斗
你觉得安全感是什么?
张鸣:安全感是层次比温饱高的问题。是你的人身以及生活环境安定、安全、有保障的感觉。
这种有保障的感觉是什么能够带给我们的?
张鸣:这需要有一个比较正常而有秩序的社会环境,第二是一个比较友善、正常的人际关系,第三是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条件。
你本人有没有安全感?
张鸣:我觉得这个社会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缺少安全感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在一段时间内,环境不会改变,人际关系不会改变。只有物质条件是在一定范围内自己可以控制的。
现在很明显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互相防着的状态。我和两个外国朋友在深圳,晚上打黑车,司机一看我们三个猛男,不拉我们,开车就跑。你看,连开黑车的师傅都没有安全感。我们的社会看起来好像挺强大的,经济发展很迅速,但这换不来安全感。
上层更担心财产被侵害的问题,还担心被下层嫉妒。漂亮女孩怕被侵害,一般人是怕被打,穷人怕没钱看病。但是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制度存在某些缺陷导致社会失序。
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其实比大陆严重。住别墅的人和住在廉租房里的人差距很大。但是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强的仇富心理,没有那么强的仇恨。因为在香港有一个守法的秩序。我们现在缺乏这种秩序。
很多人觉得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但又对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您认为这种心态是怎么产生的?
张鸣:计划经济是最确定的,但是没有前途。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如果社会保障跟不上,就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现在虽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但人们还能吃上饭,真正吃不上饭的人不是太多。包括蚁族,他们还是抱有希望,没有完全绝望。这是这个社会的福分,政府应该珍惜。所以要尽早确立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奋斗。
比如你的人生目标是发财,我给你指一个明道,奋斗,往上爬,只要学习好就能考上大学,然后就能发财,这就踏实了。上升渠道也是社会秩序之一,只要打通上升渠道,让大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看清楚了,就踏实了。追求什么都可以,一路上去,没有才能就上不去。所谓的不平之气是,明明

" 两年前,她在《福布斯》权势榜上还排在第14位,2008年就排在了第3位,今年,竟跃升到了榜首。 确实,任何榜单从来都不会漏掉朱莉的名字,无论是最有权力,还是最性感,或是最赚钱。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她仍能逆市上扬,在一票掉价的女明星中,以1500万美元的高傲姿态,成为2008年片酬最高的女星。 或许,是她那单亲家庭的窘迫让她从小形成一种对权力和被关注的极度渴望;或许,是那两次疯狂的婚姻爱情让她获取到一种能够在好莱坞成为翘楚的气质和人气;或许,还是一次次的收养行动和慈善之旅成为了她参悟人生的教科书,最终缔造出一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女性。 单亲,权欲原动力 “我们似乎都遗传了他的控制欲,而妹妹则被这个欲望驱赶,她想成为一个有钱人。” 要了解朱莉的权力之路,首先要从那个“坏女孩”开始:14岁就与小男友同居,玩SM;用刀片割伤自己;一天到晚穿着黑色的衣服,把头发染成紫色……种种的离经叛道似乎是在向世界大声宣扬自己的独特存在,那也是朱莉第一次发现睥睨一切的权力之美。 1975年6月4日,褐发碧眼的朱莉在洛杉矶降生了,老爸是大名鼎鼎的奥斯卡影帝乔恩·沃伊特,妈妈是演员马琦琳·波特兰德,一幅完美的人生画卷将要徐徐展开,却又在她6个月大的时候戛然而止——父母离婚了。 她和哥哥海文归母亲抚养,与父亲的接触从此变得很少,母亲也刻意阻止父女俩的见面。 朱莉对父亲的憎恨是显而易见的,她拒绝承认是父亲启蒙了她的演戏细胞,虽然在16岁演第一个角色的时候,父亲教会了她很多观察人物的方法。 她不用他的姓氏,她恨他,她恨他抛弃了母亲,然而,她又不能抑制自己对父亲深刻而矛盾的爱,她暗暗地学习他,模仿他,包括他的掌控欲。她的哥哥海文曾经说过,父亲的那种专制家长式作风对他们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们似乎都遗传了他的控制欲,而妹妹则被这个欲望驱赶,她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因为我们谁都想体会,有钱人大发慈悲的那种感受。” 这种略显幼稚的理想,也是因为在孩童时,她尝过太多的贫穷、鄙视及失落。朱莉进入比弗利山高中后,日益陷入了孤独的情绪当中。比弗利山富人齐聚,声色犬马,而她只不过是个单亲家庭的小孩,开不起名贵跑车,只能穿二手衣服,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同学取笑她,说她戴眼镜,厚嘴唇,体形就像气球,一会儿像吹足了气,胖了,一会儿又瘪了,又瘦又黑。她觉得自己身上的一切都那么不顺眼,全身上下毫无价值。她慢慢变得不喜欢被人触碰,于是,她开始自残。 身上总是伤痕累累,因为她爱用小刀割伤自己。“我收集小刀,不知道为什么,用刀在身体上刻下痕迹,感受到那种疼痛,能让我深刻体会到自己的存在,甚至有种解脱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精神疗法。” 对父亲的爱恨交织,被周围环境的孤立,单亲家庭的窘迫让她瘦小的身体内突然爆发出一种对权力、对被关注的极度渴望,那似乎是一种反抗,又或是一种服从。 于是,她“变坏”了,坏得如此彻底,坏得让人瞠目结舌,仿佛只有这么反叛才能让她站在世界之巅,她急于证明自己的存在。 她在学校开始特立独行起来:“我那时候穿着黑色的高筒靴,上面还有银色的飘带,在朴素的校园里很显眼。”她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要我自己觉得快乐。” 后来,她辍学,吸毒,与朋克男友同居,让男友拿着刀片沿着她下巴轮廓划过去,做模特养家混日子,迷恋死亡学,幻想成为一个殡礼策划人…… 疯爱,成名催化剂 朱莉慢慢从这两段疯狂的爱情中学习到人生,也学会了怎么将媒体“玩弄”在股掌之中,她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她想要的关注。 这种混乱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很久,直至她开始厌倦这一切。和朋克男友分手以后,她跑到纽约,在李?斯特莱斯伯格戏剧院和纽约大学做了一名普通的学生,之后便开始在剧院表演。 由于她与众不同的气质,加上父母在影圈的人脉,她很快获得了角色,1993年在《电子人2》中,她扮演一个跑龙套的,1995年又得到《骇客》的一个角色——一名计算机黑客。 这一次,她不仅得到了一笔不俗的报酬,还收获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强尼?李?米勒(《猜火车》中的坏男孩)。由于此前十多年的颠沛流离,她一直急切追求一种安定,还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米勒或许给了她那种感觉。两个年轻人的结合非常刺激。她曾开玩笑似的告诉记者,她和米勒疯狂享受性和爱:“我们很年轻,我们醉醺醺,我们睡在一起,我们有刀;一切如此美妙!” 然而,这种对安定的追求还是无法掩盖朱莉骨子里的疯狂,特立独行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虚荣。比如,与米勒的结婚仪式就很“朱莉”——她穿着白色的衬衫,黑色的皮裤,衬衫的背后用自己的血液,潦草地写着:“强尼·李·米勒是我的老公。” 然而,两人第二年就离了婚。朱莉把一切归结于大家都太年轻,“一切败在了时间之下,我想他是女孩们都梦寐以求的好丈夫,我永远爱他,我们只是都太年轻了。” 然而,作秀仍未结束。 她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演员比利·鲍伯·桑顿,两人间迸发的激情似乎要把对方给吞噬了:他们把对方的血液装在瓶子里,戴在脖子上,在身上纹上对方的名字;朱莉被发现在外国拍戏期间,偷偷返美密会老公;桑顿承认他喜欢穿朱莉的内衣裤,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也穿,这让他觉得和她很亲近;她发表爱的声明:“如果比利是个女人,我会做个女同志;如果我不幸生为男人,我也一定要把比利争取到我的怀里,没有性别,没有世界,只有两个人去爱。” 在这段维持3年的婚姻中,两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狗仔队关注的焦点,有他俩就不怕没有新闻炒作。2003年,跟桑顿离婚前,她还跟媒体说自己是双性恋,宣称自己爱上了《恶女帮》的一个女演员:“如果没有嫁给我丈夫,我或许会跟她结婚。我对她一见钟情。如果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我会不会想去亲吻抚摩她?这是当然的!会的!” 朱莉慢慢从这两段疯狂的爱情中学习到人生,也学会了怎么将媒体“玩弄”在股掌之中,她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她想要的关注。成年朱莉的身体里面,仍旧是当年那个只有十多岁的小女孩,渴望征服世界。 她的曝光率暴涨,2000年,只有31%的美国人认识她,到了2006年,已有81%的美国人熟悉了这个天天在电视杂志出现的豪放女。报纸杂志恨不能把她当年的陈年旧事都挖出来大炒特炒,那些“食材”可是相当生猛。 对此,朱莉不屑一顾:“好吧,到处都有传言我收藏刀子。但是,我也收藏第一次出版的书籍,但是没有人提及——因为这不是报纸杂志头条感兴趣的。”然而,她可说是最合作的采访对象,她对过去从不讳言,狗仔们也热爱追逐她。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一个疯疯癫癫,甚至有些歇斯底里的乖张女形象。 偏就有人倾心这种气质。当年,《古墓丽影》导演西蒙·韦斯特在选角的时候就找到了朱莉,他看中了朱莉的阴郁叛逆气质:“我要找一个有点边缘,有点阴暗的女人。” 所以,虽然最终与桑顿的婚姻失败了,但朱莉赚足了曝光率,电影事业也开始蒸蒸日上。 2001年的《古墓丽影》让她成为好莱坞一线女星。此后,2004年,她乘胜追击,连续接演了许多影片,其中有《机动杀人》、《亚历山大大帝》。当然,这些大片的大卖离不开媒体对她第二段“疯狂婚姻”的热炒。 直到2005年,朱莉接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重要剧本,要演一个特务的妻子,对手是布拉德·皮特——她的下一个爱人。这次,她的“疯狂”收敛多了。 慈善,转型公关术 拍摄《古墓丽影》时,看到了柬埔寨的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朱莉深受触动,开始反思以前的人生,发现以前是多么的虚妄无知和自大。 2005年,是的,你有没有慢慢发现朱莉的改变?她与皮特跟安妮斯顿的恩怨情仇就暂且不表了,地球人都知道。问题是,自从跟皮特在一起后,她似乎就收起了疯狂的习性,我们看到的是贤妻良母的形象——穿着绿色阔身裙出席晚宴,全身散发着孕味;被拍到的生活照大部分都是左手抱女儿,右手推着婴儿车的温馨家庭购物图。 有了皮特,人们很难看到以前那个惊世骇俗的朱莉了。有记者曾经描写过两人共同接受采访的一个小细节:“当朱莉驾驶的飞机安全着陆之后,有人告诉她皮特正在回家的路上,她马上兴奋起来。不久,一架飞机进入我们的视野,皮特驾驶的飞机着陆了,朱莉穿着惹人注目的白色服装与高跟鞋,径直走向皮特的飞机。飞机螺旋桨搅起了厚厚的尘埃,她一只手向机舱里的皮特招手,另一只手捂住头发。机舱门突然打开了,皮特急匆匆地跑下来,一把将朱莉抱起来,紧紧地拥抱她,然后把她放下来,手始终放在她的腰际,朱莉紧紧挽着皮特,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偎依着他,他们一路欢声笑语地走过来……” 这一个画面,就像他俩曾经为《W》杂志拍过的一组上世纪60年代的夫妇一样,颜色温暖饱满,一切都如此的中产。 难道是皮特改变了她?皮特可能还没有这样的魔力。或许,一切从2002年的那次收养开始,慢慢起了一种观念上的根本变化。 当时,朱莉从柬埔寨收养了一个孤儿麦多斯。在拍摄《古墓丽影》时,看到了柬埔寨的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朱莉深受触动,开始反思以前的人生,发现以前是多么的虚妄无知和自大。 “带麦多斯回家后,我决定对我们的生活做一个大的调整。我做出一个很大的决定,要积极地生活,按正确的方式做事情。因为我突然被麦多斯所鼓舞,我想一直带着他环游世界,因为我想让他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慈善做起来似乎会“上瘾”,此后,她一共捐赠了超过300万美元给难民救助工程。另外的1000万美元捐给了柬埔寨的野生动物保护工程;联合国任命她为亲善大使;《Worth》杂志将她列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25位慈善家之一。她将收入分成三等份,其中将近一等份全部用于慈善:“总的来说,我很乐意这样做。不论我走到哪儿,能到处签支票,这样做让我很幸福。对我而言,捐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是说,我有很大一笔愚蠢的收入能让我做我爱做的事情。” 于是在2005年,媒体爆出她做皮特与安妮斯顿的第三者时,她似乎完全没有被负面新闻所累,仍旧满世界飞地做善事、捐钱,到巴基斯坦拜访难民营甚至与时任总理见面,之后参加《史密斯夫妇》宣传活动,大谈非洲的人道救援。显然,朱莉成功地将“小三”形象转正。 于是,慢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朱莉,你可以说是岁月不饶人,“索女”终究要回头的,又或者可以上升到社会层面,说美国保守主义抬头,“圣母”形象正当红。 只是不能否认,朱莉的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打小就知道,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摘自《时文博览》2009年9月上期)